黄帝陵

　　黄帝乃五帝之首，中华人文之祖，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从黄帝开篇，其历史地位可想而知。早在先秦，黄帝就因“成命百物，以明民共财”(《国语·鲁语上》)的历史功绩而被列入祀典。西汉一统之初，就“祀黄帝于沛庭”(《汉书·高祖本纪》)，开帝王祭祀黄帝之先。此后，历代对黄帝的祭祀史不绝书。从隋唐起，黄帝牌位正式进入历代帝王庙，列入政府祀典，万世享食，绵延至近代。近年，政府决定将祭祀黄帝作为国家大典，于每年清明在黄陵举行，这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重要举措。
　　古代祭祀，乃是“所以追养继孝”(《礼记·祭统》)的一种形式，所以，在设计上有许多的讲究，礼节也非常之多。时移势易，今天我们祭祀黄帝的仪式应该如何制定?有人主张完全抛弃传统的形式，另制新仪；也有人主张全部恢复古代的典礼，不得改易。这两种意见都比较极端。传统的形式是否可以完全抛弃呢?显然不可以，祭祀黄帝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，以黄帝为共同的祖先，已经成为全球华人根深蒂固的理念，成为巨大的民族向心力。若将祭典改得面目全非，难以为华人世界所认同。而传统的祭典不仅非常烦琐，而且今人大多已经看不懂，若执意行之。势必令人生厌烦之心，同样收不到实效。2004年祭祀黄帝的仪式对传统的祭典作了改革，成功与否?本文想就此谈一些浅见。
　　一、祭祀的名与实
　　2004年的祭典名称是“社会各界公祭黄帝典礼”，祭典的仪仗队中也有大写“祭”字的旗帜，这是一场祭祀活动，主办者的意识非常明确。
　　什么是“祭”? “祭”字至迟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，象以手持肉奉于神示之形。可见，祭字的本义，是借助于食物向神表达敬意的一种仪式。
　　古代宗庙祭祀因祭品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称为“荐”，一类称为“祭”。关于荐，屡见于文献记载，其中《礼记·月令》最为系统：(仲春之月)“天子乃鲜羔开冰，先荐寝庙”；(季春之月)“天子始乘舟。荐鲔于寝庙，乃为麦祈实”；(孟夏之月)“天子乃以彘尝麦，先荐寝庙”；(仲夏之月)“天子乃以雏尝黍，羞以含桃，先荐寝庙”；(孟秋之月)“农乃登谷。天子尝新，先荐寝庙”；(仲秋之月)“以犬尝麻，先荐寝庙”；(季秋之月)“天子乃以犬尝稻，先荐寝庙”；(季冬之月)“命渔师始渔，天子亲往，乃尝鱼，先荐寝庙”。可见，所谓荐，乃是按照时令向受祭者荐献麦、谷、麻、鱼等食品的仪式，即《中庸》所说“荐其时食”，旨在表达凡有时令鲜物出，必须首先请祖先尝新，然后自己才敢食用之意。
　　祭是较荐更为隆重的仪式，致祭的次数要比荐少，但级别更高，仪式更为复杂。祭的供品有酒、有牲。牲指牛、羊、豕三者或者羊与豕二者的组合，前者称为太牢，后者称为少牢。荐与祭二者，有同有异，浑言之均可称祭；析言之，无牲者称为荐，有牲者称为祭。
　　黄帝受祭，自然要有供品，汉代祭祀黄帝用怎样的物品，文献语焉不详。最早提到祭祀黄帝用牲等级的，是《北魏书·太宗本纪》，称神瑞二年“以太牢祀黄帝庙”，其后历代相沿，赓续不废。
　　自古以来，祭祀一定要有供品，是祭之所以为祭的最基本的原则。韩国是举国保留祭祀传统的国度，汉城的朝鲜王室宗庙大祭沿袭古代仪式至今，受享诸王均有祭品。乡间民家祭祀也是如此。我国今日民间的祭祀也无例外。
　　2004年的祭祀黄帝大典，与祭代表除了敬献花篮之外，自始至终没有向黄帝奉献任何祭品。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，这根本就不是祭祀。更为奇怪的是，主祭者宣读祭文结束时，大声念道“尚飨!“尚飨”是传统祭文中固有的辞令，其意思大致相当于今天的“敬请享用”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在供桌前有祭品。祭文的文稿，显然是沿袭了传统祭文的格式，所以才会有“尚飨”一词。而这次祭典除了花篮，什么祭品也没有，却还要对黄帝说“敬请享用”。真是莫名其妙，难道要请黄帝吃花篮?可见，无论是撰写祭文者还是主祭者，都不清楚“尚飨”一词是什么意思，结果弄巧成拙。
　　我们并不是要恢复烦琐的古礼，恰恰相反，是主张在保留传统祭典精神的原则下，删繁就简。礼仪并非形式越烦琐越好，孔子说：“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可见孔子主张形式要节俭，内心要诚敬。但孔子是说要“俭”，而不是说要“无”，最核心的形式必须保留，否则就不成其礼。《论语·八佾》说，子贡准备废除告朔仪式中用的饩羊，孔子说：“赐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”。如果连饩羊都废除了，那么，告朔之礼就连起码的形式也没有了，可见孔子对于涉及礼的存亡的仪式是坚守的。
　　历代帝王深明于此，据《册府元龟》记载，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庚午，唐太宗幸东都，“勅有司，所经自古帝王陵，精意致祭，以酒脯时果，用代牲牢。”这显然是一种简化的方式，但“酒脯时果”依然有“告朔之饩羊”的意义。
　　我们揣度，祭祀黄帝典礼的设计者之所以没有安排敬献供品的仪节，可能是觉得向黄帝献牛、羊、豕太“老土”，或者是嫌麻烦，不如献花篮来得时髦和简便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也并非不可，只是仪式的名称应该改作“追思会”或者”纪念会”。时下北京、广州等地纪念孙中山、毛泽东的仪式都是采用敬献花篮的方式，只是这些仪式都没有一个是叫“祭祀”的。顺便要说一句，献花篮是西方的仪式，而祭祀黄帝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有特殊的文化意义，用西式的花篮献给黄帝是否合适，值得推敲。
　　笔者认为，仪式的名称至关重要，孔子说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”既然是祭祖，就应该用符合其基本定义。不要冒其名而无其实。前些年，四川某地利用国际会议之机举行祭孔典礼，由于没有文化底蕴作基础，形同儿戏，引起海外学者反感，媒体多有讥评，损害了我国的文化形象，应该引为鉴戒。
　　二、关于九鼎八簋
　　2004年祭祀黄帝大典之前，媒体突出宣传说，此祭祀的规格是九鼎八簋，是天子的等级云云。
　　将九鼎八簋作为天子等级的说法，始见于《公羊传》。关于用鼎的数目，《仪礼·少牢馈食礼》明确说到用五鼎，少牢馈食礼是大夫之礼，《仪礼》没有提到诸侯、大夫之礼，所以有人按照等差向上推测诸侯用七鼎、天子用九鼎。簋是盛黍稷类主食的器皿，《说文》说是“黍稷方器”，其数目也是如此，《礼记·郊特牲》说“鼎俎奇而笾豆偶”，意思是鼎俎都是奇数，笾豆都是偶数，因此说天于是九鼎八簋、诸侯是七鼎六簋、大夫是五鼎四簋。九鼎八簋之类的器物组合，在先秦墓葬中曾经发现过。但它们在祭祀中的具体作用和位置，却很少有人深究。
　　鼎原本是炊器，后来演变为盛放牲体的器具。古人煮牲用镬(相当于后世的锅子)，陈设在庙门之外。牲煮熟之后要取出来，盛在鼎中，然后和以五味。鼎也是陈设在庙门之外，而且是靠近镬，例如《少牢馈食礼》说到五个鼎的位置是“三鼎在羊镬之西，二鼎在豕镬之西”，就是说为了取牲的方便，三个盛羊牲的鼎放在煮羊牲的锅子旁边，两个盛豕牲的鼎放在煮豕牲的锅子旁边。接着，要用匕将鼎中的牲肉取出来，放在俎之上，俎类似于长方形的案板，下面一般有腿。俎与鼎配套使用，所以两者的数量总是相等的。将牲肉从鼎中取出放到俎上的地点有两个：一是在庙门外的陈鼎处就近取放；二是先将鼎抬到门内的堂下，然后取放；绝没有将鼎抬到堂上去的。原因是，食用者是从俎上而不是从鼎中取用牲肉的。即使是祭天，也是用俎盛牛羊豕，绝没有将鼎供奉在神主前的。好比私家祭祀，绝不会将锅子端到神主前，而是要将锅子里的肉先盛到碗里，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。
　　因此，文献记载提及祭祀历代先王的礼器，都没有涉及鼎，而只有具体的盛食器。例如《开元礼》的记载，每位先王的祭器为：“尊六、笾十、豆十、簠二、簋二、铏三、俎三。”尊是酒器，笾豆盛菜肴，簠簋为黍稷之器，铏盛汤，俎陈牲肉。在这套祭器组合中没有鼎，簋也只有两个，证明古代祭祀黄帝并非用九鼎八簋。
　　古代祭祀的等级主要是看用牲的情况，而不是看祭器。古代天子用太牢，诸侯用少牢，士用特牲(豕)，所以礼书才有《郊特牲》、《少牢馈食礼》、《特牲馈食礼》等等的名目。但也不是一律以多为贵，天子南郊祭天就用特牲——一头牛，《礼记·礼器》说：“祭天，特牲。”孔颖达疏：“特，一也。天神尊贵，故止一特也。”
　　由于上述的理由，祭祀黄帝的仪式用九鼎八簋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，放在哪里都不是。如果把它当做祭器陈设在享殿正前，鼎内就必须内盛牲体，但由于典礼没有牲，就只好陈设空鼎空簋，实在是不成体貌。如果按照礼书的记载，将鼎陈设在门外，也很困难，因为祭祀广场根本就没有门；退一步而言，即便有门可以放鼎，簋也无法处理，簋原本是放在堂上的，里面必须有黍稷，现在将八个空簋放在堂上，其他什么也没有，显得十分尴尬。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，主办者居然将九鼎八簋放在了祭祀广场的两侧，实在是出人意料，不知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。我们由此得到的印象是：它们连正经的摆设都不是，而是如同戏台上的道具。
　　我认为，礼器的安排，一定要前后照应。如果决定不按照传统的祭祀方式，就不必再陈设九鼎八簋，完全可以取消。
　　三、与祭者的服装
　　古代祭祀，与祭祀者必须身穿祭服；若是国家大祭，则有更为严格的着装要求。《开元礼》规定：“诸享官以下，各服祭服。”不同级别的官员有不同的祭服。如今祭祀黄帝，当然没有必要再去穿旧时的祭服，但毋庸置疑的是，作为祭祀民族之祖的国家级典礼，与祭者理应身穿民族服装。韩国、日本、台湾等地祭祀孔子的仪式，主祭者或者穿祭服，或者穿民族服装。奇怪的是，黄帝故乡的祭祀大典中，站在主祭方队中的所有成员，居然一律都是西装革履!有人或许会说：“这是顺应时代潮流，有什么不可以!”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。
　　相传嫘祖发明蚕桑，黄帝制作衣裳，民众得以御寒抗冻，遮羞蔽体，渐入文明之境。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尚在披兽皮树叶之时，我们的先民已经穿上麻和葛类，甚至是丝绸的衣服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何等骄人的大事。五千年来，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不断推陈出新，琳琅满目，尤以汉、唐、宋、明最为绚丽多彩，《大明宫词》等电视连续剧，根据各种资料制作的中华古代服装，款式大方，色泽明快，曾经引起国内外观众的惊羡。因此，身穿民族服装祭祀黄帝，具有特殊的意义。滑稽的是，2004年清明节，中央电视台直播祭祀黄帝大典时，演播室里的主持人和嘉宾都身穿“唐装”出现在观众面前，表明他们部知道今天的祭典有特殊意义：而黄陵的主祭者对此似乎浑然不知，一个个身穿“洋服”，洋洋自得地站立在祭殿之前，并且时不时在镜头前整一整西服、领带；主祭者在祭文中还自称黄帝子孙，侈谈五千年文明，岂非绝大的讽刺?
　　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如今的中国事实上已经没有统一的民族服装，但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。依我之见，祭祀黄帝大典的服装，至少可以有三种选择：一 是中山装。辛亥革命之后，满清服装不受欢迎，孙中山发明了著名的“中山装”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，中山装被作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服装，受到社会各阶层和海外中华人的欢迎。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总是身穿中山装接待外宾、出度各种盛大的典礼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和自信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西服取代了中山装，成为中国官方活动的“正服”，民族服装遂归于虚无，令人扼腕长叹。二是“唐装”，这是在上一世纪中国民间服装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，海外华人中多有穿着者，由于在2001年上海的欧佩克会议上，各国领导人都穿着“唐装”亮过相，大众也可以认同，只是样式、用料等还可以进一步改进，以便为更多的人接受；三是综合各朝传统服装之长、专门设计一套。我华服装是一份宝贵的资源，应该充分利用。
　　中国人穿西服祭祀黄帝，猛一想，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。可是，如果我们做一个换位思考：假设如果美国人祭祀华盛顿，都身穿中国旗袍，或者法国人祭祀拿破仑都穿伊斯兰服装，世人会有怎样的感觉?我想一定是举世错愕!其中的道理不是完全一样吗?
　　世界上的诸多民族，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，它是民族的表征。时下，阿拉伯国家经济极度富裕，完全有条件“全盘西化”，但他们依然身穿自己的民族服装；还有许多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，人民也不以身穿民族服装为耻；这些都反映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尊。而这种自信和自尊，正是一个民族得以凝聚的核心之所在。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、历史文化最为悠久的中华民族，无论如何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。我们希望，有关方面利用清明祭祀黄帝这一盛大典礼的影响，推出我华的民族服装，唤起国人的文化自尊。
　　四、关于乐舞
　　古代祭祀尧、舜、禹、汤等圣王，一定要有乐舞。目前的祭祀黄帝大典安排了乐舞是对的，但存在如下两个问题。
　　首先，古代的乐舞安排在什么时候。古代祭祀，要想象神明接受邀请、降临享殿。祭祀有酒、有牲，致祭者要向神明三次献酒，分别称为初献、亚献和终献，合称“三献”。初献时，祝官要诵读祝文。三献毕，致祭者要撤去馔席，最后送别神明。在上述的每一个仪节中，乐舞生都要奏乐、起舞。也就是说，礼与乐浑然一体，含有歌颂神明和欢娱神明的意思，整个祭祀过程中充满着乐曲。而现在的祭祀黄帝大典，将乐舞安排在最后，此时神明已经远远离去，乐舞成了会议结束之后的余兴节目，是给场上的观众看的，因而有很浓重的表演气息，应该说，这是违背祭祀乐舞的本义的。
　　第二，不同的古帝王有不同的乐舞，不得混用。祭祀黄帝大典的乐舞有四章，其中不乏张冠李戴之嫌，最典型的是“百兽率舞”一章。“百兽率舞”一词出自《尚书·尧典》，原文大意是说，舜的乐官夔典掌音乐，由于他的高明领导，使得八音协谐，神人相和，乃至感及兽类，故敲击石磬时，“百兽率舞”。可见，百兽率舞说的是舜的时代，把它用到黄帝身上，未免牵强附会。
　　第三，音乐过于现代化。古代宗庙祭祀，一定要用节奏缓慢而庄严的雅乐，绝对不能用“新乐”。这在《乐记》等文献中是反复阐明的思想，切不可等闲视之。雅乐是歌颂先王创业的历程和功烈，富有思想内涵；而新乐注重的是感官的享受。但是，祭祀黄帝大典的乐舞节奏过快，音乐风格也比较时髦，完全不像雅乐，有比较明显的商业气息。作者可能有把它做得“好看”。或者有提高收视率的动机在内。但是，既然是一次传统的祭典，就应该尽可能把它做得原汁原味，切不可在“贴近时代”的旗号下，错将传统做成了现代，其结果必然造成对大众造成误导，以为古代的宗庙雅乐就是这种风格。
　　五、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
　　用祭祀的方式来纪念对民族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，以表示崇德报功之意，使之流芳千古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，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人文精神具有积极意义。早在先秦时代，人们就制定了可以万世享祀者的原则及其人物《国语·鲁语上》展禽云：
　　夫圣王之制祀也，法施于民则祀之，以死勤事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灾则祀之，能捍大肆患则祀之。非是族也，不在祀典。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，其子曰柱，能殖百谷百蔬；夏之兴也，周弃继之，故祀以为稷。共工氏之伯九有也，其子曰后土，能平九土，故祀以为社。黄帝能成命百物，以明民共财，颛顼能修之。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，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，舜勤民事而野死，鲧障洪水而殛死，禹能以德修鲧之功，契为司徒而民辑，冥勤其官而水死，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，稷勤百谷而山死，文王以文昭，武王去民之秽。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，郊尧而宗舜；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，郊鲧而宗禹；商人禘舜而祖契，郊冥而宗汤；周人禘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；幕，能帅颛顼者也，有虞氏报焉；杼，能帅禹者也，夏后氏报焉；上甲微，能帅契者也，商人报焉；高圉、大王，能帅稷者也，用人报焉。凡禘、郊、祖宗、报，此五者国之典祀也。
　　文中提及的法施于民、以死勤事、以劳定国、能御大灾、能捍大肆患等五种功烈，都足以造福万民。这些民族英雄已经久别人世，为了让后人世世代代记住他们，古人采用了祭祀这种方式来追思和歌颂之。
　　人已不在，却还要向他们献酒、请他们观看乐舞，岂不是多此一举?我想，古人还不至于糊涂到连人死不能复生的道理都不懂的地步。祭祀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死者，毋宁说是为了生者。这是培养生者对民族英雄恭敬之心的一种方式。孔子说：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”是说要像神明就在眼前那样、恭恭敬敬地奉和敬养之礼，诚敬是礼之根本。因此，从迎神、三献、撤馔到送神，无不如身临其境。
　　如今的祭祀黄帝大典，当然不可能恢复到古昔，但是起码的恭敬之心还是要有的，否则就没有必要举行如此的仪式。整个祭典中，最令人生气的，是主祭者念祝文时，居然背朝着黄帝的享殿，他此时的心态，大概是在向大众作报告。在正式的礼仪场合中，用背对着长辈是不礼貌的。背对着致祭对象是尤其不能容许的，它表明致祭者根本没有“祭神如神在”的意识，也没有发自内心的敬意。
　　祭祀黄帝是国家大典，它直接关系到中华文化的形象，因此，形式和内容的设计都应该慎之又慎，要有充分的学术依据，如果率尔操觚，流于形式，只能贻笑于海内外方家大雅。尤其是不要弄得不中不西，不知是哪国的仪式。
　　

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/黄帝陵基金会编.——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07.09